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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那是1969年4月的一个阴沉的日子，天空灰蒙蒙的，东南风吹得恰到好处。军工路码头上，熙熙攘攘的人群中，张瑞金和同伴们正在与亲人朋友挥泪告别。他们即将踏上驶往大连的轮船，开始他们的插队生活。抵达大连后，大家又转乘火车，再换乘汽车，最终乘坐牛车来到了龙明大队。张瑞金和其他十名上海知青被分配到这里的第五生产小队安家落户。

　　那天张瑞金下车时，感觉头脑有些昏沉。下午刚到龙明大队，他便高烧不退。金队长注意到他的异常，走过去摸了摸他的额头，关切地说：“你脸色不太好，肯定是着凉了。赶紧去炕上休息休息吧。”张瑞金小声回应道：“队长，我带了退烧药，等会就吃一片。其实我只是有点小感冒，不碍事。”

　　晚餐是金队长的妻子和女儿做的。饭菜简单却十分温暖：香喷喷的米饭，萝卜酸菜炖豆腐，传统的朝鲜族大酱汤，配上几样腌制的小菜。金队长特意盛了满满一碗大酱汤递给张瑞金，并叮嘱道：“把这碗汤喝了，再喝一碗，盖好被子捂一捂，明天就能好。”

　　张瑞金几乎捏着鼻子把两碗大酱汤喝了下去，然后依照队长的吩咐，铺好被子睡在炕头。没过多久，汗水湿透了他的全身，身体也感觉轻松多了，鼻子终于通气了。第二天一早，张瑞金果然不再发烧，感冒症状也消失了。他在午饭时高兴地对金队长说：“队长，您给我喝的那两碗大酱汤，真是神奇，我的感冒好了，头也不痛了，发烧也退了。”金队长笑着摸了摸张瑞金的头：“没事就好。你们从上海来插队，我作为队长也算是你们的家长，大家有个头疼脑热，我都得担心。希望你们都别生病。”

　　金队长有三个孩子：大儿子二十三岁，已结婚并分家了；二女儿金英顺十九岁，美丽动人；三女儿金英玉十六岁，虽然长相不如姐姐漂亮，但心地善良，做事勤快。她总是笑着打招呼，给知青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

　　随着时间的推移，金队长对待上海来的知青们越发如同自己的亲生孩子一般。知青们第一天就开始了生产劳动，金队长亲自教他们如何使用农具，示范挑担子、换肩等技巧。在金队长的耐心指导下，知青们渐渐适应了这里的生活，并学会了务农的基本技能。对他们来说，金队长不仅是一个领导，更是如父亲一般的存在。

　　经过一段时间的相处，张瑞金和金英玉逐渐熟悉了起来。他开始向金英玉请教朝鲜族的语言，学会了第一句“安宁哈希米格”（您好）和第二句“如娜”（姐姐）。不到一年，张瑞金就能用简单的朝鲜语和金英玉进行对线年初夏，春耕刚刚结束，张瑞金突然收到了一份来自上海的电报，告知他父亲病重，要求他赶紧回去。当天午后，张瑞金背上背包，带着同学们集资凑成的三十五块钱，匆匆赶往公社的汽车站。然而，金队长追上来将他拦住，告诉他：“今天下午公社没有车去县城了，别走，等到明天再说。”第二天清晨，金队长亲自驾驶牛车，把张瑞金送到汽车站，并塞给他二十个煮鸡蛋和十块钱：“带着这点钱，路上小心。”

　　回到上海后，张瑞金得知父亲因在高空作业时不幸摔落，不治身亡。悲痛中，他和母亲一起料理完父亲的后事，并经过协商，单位给予了母亲一千元的抚恤金，还为张瑞金的弟弟安排了正式工作。一个半月后，疲惫不堪的张瑞金回到了龙明大队，当他见到金队长时，忍不住跪下痛哭。金队长安慰道：“这是无法避免的事情，既然命运已经安排了这一切，就得想开点。你要保重身体，看看你满嘴溃疡，真是让人心疼。”

　　此后，张瑞金因伤心过度而病倒，高烧不退。金队长和两名知青把他送到公社卫生院，三天后他才稍有好转。为了帮助张瑞金恢复体力，金队长自己掏钱为他买了两罐麦乳精。

　　从医院回到金队长家后，金队长的妻子为他精心准备饭菜，金英玉也用朝鲜语讲笑话逗他开心，而金队长则跑到远方抓鱼熬汤为他补充营养。在这样的关怀下，张瑞金渐渐走出了阴霾，身体也逐渐恢复了健康。五年多的时间里，金队长一家已经成为了张瑞金的亲人，而张瑞金也把他们当作了自己的亲人。

　　秋天时，龙明大队有两个招工名额要分配给上海知青。为了公平起见，大队书记决定通过抓阄的方式选定人选。幸运的是，张瑞金和李沪生抓到了这两个名额，顺利成为了工人。

　　拿到工资后，张瑞金还清了金队长家的欠款，并给金队长买了两瓶酒表示感谢。第二个月，张瑞金把十五块钱交给金队长的妻子，想让她为金英顺和金英玉买衣服。尽管金队长的妻子坚决不肯收，但张瑞金坚持说：“阿玛尼（妈妈），你要是不同意收下，我就不算是你的儿子了。”

　　春节时，张瑞金因为假期太短，没能回上海过年。金队长把他叫到家里，担心他一个人孤单。除夕夜，金队长的妻子谈起金英玉的婚事，提到三队崔队长家的儿子来提亲，然而金英玉表示不喜欢他，因为他个头太矮。张瑞金心里有些慌乱，但此时金英玉却坦言：“我喜欢像瑞金弟弟这样高的男子。”

　　张瑞金心中一阵羞愧，毕竟自己的父亲刚去世不久，自己也没准备好考虑婚姻问题。但金队长似乎明白张瑞金的心思，拍了拍他的肩膀：“如果你喜欢英玉，我们就先定下，结婚的事儿可以晚些再说。”

　　于是，张瑞金和金英玉的婚事定了下来。1978年夏天，他们在龙明大队举行了简单而温馨的婚礼。此时，已经没有多少上海知青在龙明大队插队，许多人都通过招工或者招干离开了。

　　结婚后，张瑞金用了一百三十多块钱买了一辆自行车，金英玉则为丈夫买了一块手表，却没有为自己买任何东西。张瑞金对妻子的细心和爱护永远铭记在心，他也发誓，要好好孝敬岳父母，让爱人过得幸福。

　　第二年春天，张瑞金的弟弟结婚了，他和怀孕六个月的妻子回忙筹办婚礼。在这期间，张瑞金把自己心爱的自行车卖给了工友，把省下的钱寄回家。弟弟的婚礼花费了不少，母亲把自己所有的积蓄，包括父亲去世后的抚恤金，都拿出来了。金英玉劝慰母亲：“我们并不委屈，只要您身体安康，我们就很高兴。”